结合新疆历史,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结合新疆历史,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结合新疆历史,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结合新疆历史,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欧亚大陆腹地,从古至今,新疆不仅是祖国陆上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横贯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中介要衢.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枢纽,特别是汉代以后,位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的战略地位益趋重要,其政局安危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局势和社会稳定,诚如清末成书的《新疆图志》序中所言：新疆“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尽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而每当新疆发生战乱,外敌入侵和中央政权重新统一新疆的时候,作为祖国大家庭成员的新疆各族人民都能自觉地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抵御外来入侵,维护祖国统一和尊严,为捍卫西北边陲安全和保持国家领土完整英勇奋斗,并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汉朝统一西域的历史进程
　　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由来以久.近代以来新疆各地考古发现显示,新疆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型制、磨制技术,以及陶器色彩、花纹,很多方面都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显示了二者之间存在着的一种经济文化上的内在联系.至先秦时期,这种联系得到进一步增强,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距今年代为3000多年的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就出土了经科学鉴定使用新疆玉石作为材质制作的玉器约300件.这一时期的我国典籍《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中,也有不少关于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交往联系的丰富内容记载,进而也佐证了这些出土文物的真实性.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加深了两地之间人们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奠定了汉代以后新疆成为祖国
　　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坚实基础
　　今天的新疆地域范围,在汉代我国史书中被称为“西域”,其涵意是指中国西部的疆域.“西域”名称的出现和使用与当时中原地区人们对于天山南北诸地的认识,以及汉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管辖有着直接联系.“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则是新疆地区自西汉以后统一于中央政府的显著标志.
　　汉朝对西域各地政治上的统一是与其抗击匈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汉朝统一西域之前,天山南北各地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匈奴是秦汉之际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曾创建了威震欧亚大陆的奴隶主政权.公元前176年,匈奴右贤王统兵西征,打败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将西域“三十六国”尽收其治下,并在焉耆、尉犁之间设置了“僮仆（奴隶）都尉”负责收取赋税,管理当地事务.夺取西域使匈奴获得后勤粮饷保障,于是经常发兵劫掠汉朝边境地区,对西汉王朝政治统治构成威胁.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为了能够打败匈奴,派遣汉中人张骞出使西域,计划联络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是汉朝派遣到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第一位政府官员.张骞的西使客观上加深了两地彼此间政治、经济的了解和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为此,司马迁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亦即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受命率军西征,打败了活动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随之在此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扩展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朝这一军事行动切断了匈奴同西北强族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往来联系.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西使,前往伊犁河流域商议与乌孙结盟事宜.经过张骞的多方努力,致使双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为此,汉朝先后将解忧、细君等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王）,以增强双方之间的关系.汉朝与乌孙间的联盟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使匈奴在西域的处境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占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公元前102年,汉军西行,又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位居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将汉朝的政治影响向西扩散延伸到中亚广大地区.汉朝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极大提高了其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翌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西汉王朝开始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设“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应是西汉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员.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漠北草原的匈奴政权发生内讧,复遭自然灾害,局势动荡不定,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在争斗中恐遭不幸,遂率部众自愿归服汉朝,汉朝闻讯,派出在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郑吉前往迎接,至此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消,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汉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设“西域都护”管理军政事务,府治立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在此之前,郑吉曾就任“护鄯善以西使者”,专事保护西域南麓通道诸地,现在就不同了,“西域都护”承担着管理保护整个天山南北各地重任,这一名称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内涵上都同匈奴人设立的“僮仆都尉”有很大区别.郑吉之后,已知西汉时期担任西域都护职位姓名的的共有18位,20世纪30年代,人们曾在裕勒都斯地方发现了西汉王朝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印章.
　　“西域都护”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天山南北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一部分.自此,西域各地进入中央政府有序的军政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统领西域各地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吏；又委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颁发汉朝印绶,允准其按照本地习俗管理地方行政事务,1953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羌人首领的官印；为避免西域各地遭受匈奴的侵袭,汉朝还在天山南北驻兵设防,为减轻各族民众负担,同时实行屯田以解决驻军官吏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使“丝绸之路”更加畅达.西汉中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密切了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东汉建立后,继续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治理方略,先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该地军政事务,像著名的“定远侯”班超就曾担任过西域都护多年.后设立“西域长史”取代了“西域都护”职能,例如班超之子班勇就先后于公元125—127年间以西域长史衔受命率军西行,收复为匈奴占据的车师、焉耆等地,为东汉政府统辖西域军政事务建立了功绩.
　　汉朝以后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的管辖
　　自西汉王朝完成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之后,我国历代中央政府一直没有间断对西域各地的政治管理,虽然期间由于中原时局的变化,对西域各地的管辖时强时弱,治理政策呈现出不同特点.至1884年新疆建省,管理制度与内地一致起来,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治理的完善和加强.
　　327年,原西晋设置的以高昌为治的西域“戊己校尉”赵贞因不愿归附河西地区前凉张氏政权,前凉王“（张）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下辖高昌县和田地县.郡太守理事在高昌.“高昌郡”的创设被视为西域各地“郡县化”之开端.就是说中央政府在管理西域各地军政事务的形式与内地一致起来.它反映了中央政府对于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断完善.
　　隋朝建立后,即在西域地区陆续建立了鄯善、且末、伊吾诸郡,将魏晋时期西域地区的郡县制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隋朝对西域的经营也为后来唐朝统一天山南北奠定了基础.
　　唐朝建立伊始,西域诸国便纷纷遣使迄长安申明其归唐之意.贞观四年(630) ,原属西突厥的伊吾城（今哈密）主就率所属的7城归顺唐朝,唐朝于此置设西伊州（后改称伊州）.这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初领伊吾、柔远、纳职三县.贞观十三年,唐朝军队打败了阻塞西域贡道、与唐朝作对的高昌（吐鲁番）麴氏王朝,于其地置西州,下设交河、天山、柳中、蒲昌、高昌5县.另在天山北部建立庭州,下设蒲类、轮台、西海、后庭等属县.与此同时,唐朝还以交河城为治（642年移治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建立的第一个统领天山南北各地事务的高级军政管理机构.
　　公元657年,唐朝政府在平定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叛乱、完成对西域各地的收复后,在天山南部先后建立了焉耆都督府、龟兹都督府、毗沙都督府（故于阗国地）和疏勒都督府（今喀什）等羁縻府州.同年还建立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应是焉耆）四军镇,史称“安西四镇” 进行监护和管理.公元703年,为强化对于西域各地的军政管辖,唐朝于今吉木萨尔县地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又提升为“北庭大都护府”,这标志着以庭州为中心的天山北麓地区在军政体制上已另为一域,安西大都护府这时只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
　　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多层次各级官署对天山南北各地行使有效地行政管辖,在出土文书中也有详细反映.例如,在吐鲁番文书中,有加盖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西州都督府、伊吾军、高昌、柳中、轮台、天山、蒲昌等县朱泥印文的文件.除此,还发现不少属“告身”内容的文件,著名的有《张无价告身》、《汜德达告身》等,“告身”是由唐中央政府或地方政权机关颁发的官价证或委任状书,这些告身上不少都有刘仁轨、李林甫、杨国忠等唐朝官员的签署.
　　唐朝政府根据西域各地不同的社会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军政管辖和治理.如在北庭大都护府治下的汉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主要是指伊州、西州和庭州等地,实行军政分离,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府州县乡里行政管理制度,其民编户,民众向官府缴纳租赋；非汉人生活聚居区,则实行 “羁縻府州制”.“分其部落,列置州县”,“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其特点是继续保护当地本民族首领的行政管理体制,军政合一、首领世袭,假以唐朝都护、都督、州刺史名号,允诺其以旧俗治理其部众,其民不编户籍,虽贡赋,则不入户部.唐朝政府在西域地区推行的这种二重化管理体制,即实行藩汉分别管理制度对后来各朝历代治理西域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13世纪初,蒙古兴起漠北草原,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各地政治上的统一.从而结束了唐末以后西域诸地纷争、称雄割据的混乱局面.蒙古汗国以及元朝的统治对西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古统治西域初期,采取两种不同形式实施对西域地区的的统治：天山南北各地的绿洲地带,亦即所谓“城郭诸国”及中亚农业定居区域,由蒙古大汗派遣官员直接进行军政管辖,例如1221年在阿力麻里城设置的“达鲁花赤”应是蒙古大汗在西域设立的最早官吏.“达鲁花赤”是蒙古语的音译,意为“镇守官”,其职责“籍户口,收赋税,签发兵丁”,系蒙古所占地方和官衙中最高监治长官.蒙古人还在别失八里、独山城(今木垒县)诸地设置“达鲁花赤”.1251年,窝阔台汗时期,在西域建立“别失八里行尚书省”,任命麻速忽(一译马思忽惕)为省事,按《元史·百官志》记载：“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此行尚书省因袭金制,也是后来清朝行省制度的前身.至于西域地区的阿尔泰山、天山周围草原地带,成吉思汗晚年依蒙古习俗分封于其二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所辖.两大汗国对域内政事有裁决权,但依旧是蒙古大汗的藩属地,各汗国首领的承嗣仍由大汗委派任命,亦即所谓“边藩诸王奉大汗为宗王,大汗视镇边诸王为藩臣”.
　　元朝建立后,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辖管理进一步加强,各项政策日臻完善.为便于管理经济事宜,元朝政府在今吉木萨尔、吐鲁番等地先后设立了主理农桑事宜的“提刑按察司”,（后迁往吐鲁番地区,一称霍州畏兀按察司,）、专理元中统、至元钞之发行和管理的“交钞提举司”,以及“贸易金银,平准钞法”交钞库.军政管理机构方面则设立有“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按宣慰司“掌国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之建立与元朝在内地建立的政府管理的行政机构完全一致,这是中央王朝对天山南北诸地统治趋于加强的具体反映.与此同时,鉴于平定“西北宗王”叛乱的战略需要,元朝政府还在西域各地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军事管理机构,如1279年设置的 “斡端宣慰使(司)元帅府”,1280年设置的别失八里 “万户府”,以及1295年建立的“北庭和曲先塔林(今库车、塔里木周围地区)都元帅府”等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
　　清朝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大体上以1884年新疆建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此前实行的是“军府制”,之后则由实施多种军政管理体制转换为统一的“郡县制”.
　　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在先后平定天山北部的蒙古准噶尔之乱、以及天山南部的伊斯兰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完成了统一天山南北,安定西北边陲的大业.这一时期清政府对西域地区的军政管理制度,基本上沿袭西汉以后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域地区的政策,后人称为“军府制”,实质上是一种“以军统政”的管理制度.其主要特点是：视各地军事要冲以及战略地段之繁难,分别派驻不同级别的军政官员,战略要地委以参赞大臣,其余各城则委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因为天山北部是清朝治理的中心地带,伊犁已经成为新疆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政治中心,故于此地驻扎设置将军,以1762年建立的“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官府驻地在“惠远城”.鉴于新疆地域辽阔、区情复杂,为减少层次,提高管理效率,在伊犁将军的节制下,分别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分理部分地区：前者具体总理南路的8城,后者主管北路乌苏以东及吐鲁番以北的地区.
　　在“军府制”的总体框架之下,对地方行政事务管理则从天山南北各地社会实际出发,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原则,分别采取了州县制、伯克制、扎萨克制等不同政策：即对于天山北部和南疆东部的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统治,由乌鲁木齐都统兼理,主要原因是当地居民多为内地移居过来的汉人,其社会生产与生活习俗俱同中原地区；在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聚居区维持当地的“伯克制度”.伯克意为“首领”.但是对其进行了改革,如废除了伯克世袭制,伯克的任免权归于中央,伯克的选任标准强调对于清政府的效忠态度等等；对蒙古族、哈萨克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扎萨克制”,即扎萨克可以世袭,对本部事务有较充分的自主权,但必须服从清朝管辖.显然,清朝的这些民政治理措施是与其军政管理制度相吻合的,也适合当时新疆社会实际,天山南北各地因此保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统一安定局面.
　　清朝在新疆统一后实行的“军府制”与汉唐时期相比,一是从更高的程度上达到了政令的统一；二是民政比重在机构总体中增大.政令的统一有利于中央政府对于这一地区的统筹治理,有利于维护这一地区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民政比重的增大反映了清朝政府开始将经营新疆的注意力,从历朝统治者过分偏重于军事,而更多地转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建和发展上.这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新疆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在新疆地区实行的“军府制”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出来,并成为妨碍清代新疆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障碍.其弊病突出表现在：首先,政出多门,多元体制导致权力分散,不利于中央政府集中统一管理；其次,地方官吏以军事管理为主,将民政事务委于各级伯克和扎萨克管理,虽某一段特殊时期是可行的,可是由于这种体制的“因俗施治”特点,产生了强调个性特点而忽视共性特征倾向,地方首领权力过大则可能为其在特定条件下分离自立提供一定基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利于新疆的长治久安.　　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半封建近代社会进程,新疆内外忧患日益严重,同治年间新疆境内爆发的民乱沉重地冲击了清朝的统治制度,1865年,入侵新疆的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与新疆封建和卓势力相勾结,入境作乱,侵占了天山南北诸多城镇.1871年,沙俄乘机侵占了我伊犁地区,更是雪上加霜,加重了西北边疆危机.1875年,西北防务重新得到清朝统治者的关注,大批清军入疆,两年后打败了阿古柏入侵者,1881年收复了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清朝重新恢复了对于新疆各地的军政管辖.
　　19世纪中后期新疆政治上的内忧外患明显暴露了新疆社会的弊病和军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漏洞,特别是“军府制”和维吾尔地区带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残余的伯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新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军府制”已不适合新疆社会发展要求,封建伯克制度也受到沉重打击.建立行省,推行郡县制因此成为新疆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疆建省之举,清朝朝野酝酿已久.早在1820年,著名政治家龚自珍在其著名的《西域置行省议》中就提出新疆建省设想.尔后清军收复新疆时,左宗棠在1877年上呈的奏折里提出“设行省、改郡县,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的意见.随后陕甘总督谭钟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等人又数奏论述,遂使建省之说臻于完善.在此基础上,为确保对新疆各地的军政统治和维护西北边陲的安全,光绪十年（1884）十月,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正式建立新疆省,“新疆”,按率领清军驱逐阿古拍入侵势力,并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的左宗棠奏议中言,是“他族逼迫,故土新归”, 意为原来是中国的领土,被外国入侵者占领后,现在重新又被收复回来.自此,西域名称逐渐为新疆一名替代.
　　新疆省建立后,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将军不再总统全疆军政事务之责,驻军制度也与内地各省基本一致.民政方面取消伯克制度,行政建置省以下有道、府、州、县诸级.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完全一致,新疆作为中国一个政区单位名称开始出现于版图上.它结束了自清朝乾隆以来在新疆长期实行的“军府制”,使新疆与内地行政建置一致,政令一致,增强了防范外国侵略势力与当地反动伯克相互勾结、发动分裂叛乱的能力,促进了新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这对于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保证近代中国西部领域安全客观上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从上所述可知,新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源远流长,自西汉时期开始,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对天山南北各地进行军政管辖,新疆自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在此建置立制,实施军政管辖,从未间断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治理.虽然,由于历朝统治控制时强时弱,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也时弱时强.但是,新疆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大趋势却始终没有变,诚如著名维吾尔族学者包尔汉指出的：“新疆与祖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暂时的藩属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2]正由于如此,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来就与新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祖国强大富强,新疆就发展繁荣,祖国衰弱落后,则新疆遭受外敌侵占屈辱.
　　维护国家统一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我国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此延绵不断,直到今天,像中国这样能够长期保持统一,文化传统古老且未被割断的国家,在世界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状况的出现是由中国的独特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强大的内聚力所决定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由许多局部性统一,再到全国的统一而逐步完成的.像秦始皇削平战国六雄进而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一样,匈奴对中国北部草原地区的局部统一,同样是秦汉时期统一大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同理,当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的时候,天山北部的乌孙等已经完成了游牧区的局部整合.之后,魏晋时期柔然、高车、突厥诸族在西域的活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民族融合交流又为隋唐时期完成对天山南北各地政治统一奠定了条件.吐蕃人对天山南部地区的控制,随后契丹人建立的西辽政权对西域各地的统一管辖,实际上又为蒙古元朝最终完成对包括西域诸地在内的全国范围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元末明代,成吉思汗后代相继对于天山南北各地的统辖,也为后来清朝最终统一天山南北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新疆不仅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活动的地区,而且,历史上新疆各民族都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都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治理顺应了国家统一的大势,有益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自然得到各族民众的拥戴和积极配合.曾几何时,东汉时期的班超仅带领36人的小分队在当地各族群众支持下就完成了对天山南麓各地的收复；唐朝军队进入西域时,各族竞相归附；蒙古初兴漠北,高昌回鹘便遣使自愿归属；清朝初立,叶尔羌,哈密各地首领就自动派遣使臣前往朝贡以示归属,凡此种种,充分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于中央政府的向往和密切的亲情关系.
　　国家政治统一局面的形成固然不易,长久地保持和维护这种统一态势更需要付出代价.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内部爆发“安史之乱”,漠北回鹘怀仁可汗得令后,派遣其子叶护率精兵四千余人前往平叛,当大军抵达扶风时,接应的唐朝将军郭子仪劝其休息片刻再赴前线,叶护则言：“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随即赶赴前线.诸多史料表明,在唐朝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曾有大量西域诸地的各族士卒参加,史书里所谓“安西及西域之众”指的就是他们.蒙古汗忽必烈鼎立中原后,西域曾有“西北宗王”起兵叛乱,当时归附元朝的高昌畏兀儿首领火赤哈儿的斤受命守护吐鲁番盆地一带地区,至元十二年（1275）,叛军拥兵十二万围困火州城（今交河古城）,逼迫畏兀儿投降,火赤哈儿的斤言道：“吾闻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3]展示了畏兀儿人忠贞不二的坚定决心.清朝时期,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与大、小和卓叛乱斗争中,立场坚定,屡建战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卓越[4]贡献,今天矗立在吐鲁番东南郊的苏公塔就是为了纪念他而修建的.新疆各族民众这种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浓烈的热爱,以及所显示出来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内聚力,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沙皇俄国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祖国西部大片领土被鲸吞蚕食,各族人民备受列强的欺压凌辱.共同的命运把新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侵略,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1855年,新疆塔城各族人民为抗议沙俄对我国境内的雅尔噶图金矿的侵夺,捍卫祖国的主权,火烧沙俄设在该地的贸易圈,从而拉开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序幕.1865年,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之机,率兵入侵新疆,并建立了反动的侵略政权.此间,凡是侵略者所到之处,各族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都与阿古柏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斗争.在喀什噶尔,当地数千名柯尔克孜族群众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在英吉沙,为了抵挡入侵者,当地各族军民英勇奋战,守城40天,许多人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1867年,为了报复和田各族人民的抵抗斗争,阿古柏竟残酷杀害了当地居民5万多人.据拜城人毛拉木沙·塞拉米《伊米德史》记载,阿古柏侵略政权的血腥统治,引发了新疆各族民众更加激烈的反抗,喀什、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的维吾尔、回、柯尔克孜、汉等各族农民纷纷拿起简陋的武器,奋起投身于反侵略斗争中去.
　　阿古柏侵占天山南部期间,沙俄乘机出兵强占了我国的伊犁.伊犁各族人民不甘屈服,坚持抵抗了50多天,同入侵者进行了殊死斗争,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付出了很大牺牲.伊犁河之战共有3000多军民参加战斗,充分显示了各民族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
　　1875年,清朝派遣大军收复新疆,这一军事行动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有力配合和积极支援.远在伊犁的锡伯族组织300多人将自己生产储备的粮食送到军营,清军围困达坂城中阿古柏军队时,城中的维吾尔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将急需的情报送到清军军营,有力地支援了清军收复该城的战斗.在收复南疆诸城的战役中,很多维吾尔族群众或充任向导,或随军参战,“随同官军搜剿窜贼”,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南下.库车、阿克苏等地人民奋起驱逐侵略者,关闭城门迎候清军到来.阿图什一带的柯尔克孜族自动负担起阻击侵略者从该地区逃跑的任务.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则设计擒获阿古柏的帮凶送交清军,并在清军鼓舞下,团结起来将侵略者逐出境外.对于各族民众可歌可泣的英勇表现,事后连刘锦棠都感慨地称道：“实属奋励可嘉”.正是由于新疆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援,清政府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彻底摧毁了阿古柏的侵略政权,被入侵者占领了长达13年的大半个新疆终于由回到祖国的怀抱.
　　近代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为了捍卫祖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团结一心,浴血奋战,与外来入侵者进行了殊死搏斗.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领土完整做出了积极贡献.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