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夷夏之防

什么是夷夏之防
什么是夷夏之防

什么是夷夏之防
「夷」、「蛮」、 「戎」、「狄」分属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不仅意味着少数民族方位的固定化,而且也意味着华夏中心观念的出现.与四方未开化民族相对的是居住在中心的文明之邦 「华夏」.把这种空间等级观念理论化的,就是上述的 「五服」或「九服」等「畿服」理论.「畿服」理论最终确立了「中心」与「周边」按照地理距离体现出的亲疏关系.这是一个呈现「同心圆」或「放射状」的包括中国内部和外部世界的等级秩序图谱.它已包含着「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的「夷夏」等级思想.《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十一月记载：「《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侯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唐朝狄仁杰也曾上表论说了这种关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21即使到了清朝,在《清文献通考》的总按语中也有说明：「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
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
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把艺事看作“末”,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淫巧”,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对这种转变,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如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裹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萌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②在学习外国的态度上,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师夷”、取法“泰西”,指出就是孔孟复生,也不能不谈洋务、不师夷.‘若(华学)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①
“师夷长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20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掇,后患殆不忍言.”⑥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洋务官员对“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
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专心一志”研究技艺,“不极其精不止”⑥.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获报甚厚”.“造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反观中国,“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⑥沈葆帧、丁日昌、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科、特科,改革考试内容,把“器数之学”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以此改变士于观念、“鼓励作新”,开启风气.奕沂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秀才等正途出身“儒者”入馆研习天文、算学.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
上述观念的突破,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前提,有开通风气、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