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宽进严出比严进宽出好在哪希望提供有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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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宽进严出比严进宽出好在哪
希望提供有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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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宽进严出”,就是降低现在的入学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大学读书,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允许再选择.
其相对应的模式是“严进宽出”,就是我们现在采用的模式,进大学的人经过严格挑选,读大学的人当然在量上是比较少的,几乎100％可以毕业.
比较这两种模式应该说有国际上的背景,欧洲大陆,德国也好,英国也好,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实行“严进宽出”,当时高等教育规模比较小,德国入学率一般认为在18％－20％之间,比我国要高一点.美国和日本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把门打开,只要有高中毕业文凭,你就可以进入大学,至于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当然还是有区别,但是大学的门是一直打开的.
这两种模式在国际上比是有各自优点的,但是,80年代以后英国人也开始向美国人学习,也开始开放高等教育.从这个比较中可以认识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目前是一种精英教育阶段,是经过严格挑选培养少数人.7％的人能够进大学,在当时计划经济体系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应该注意到,92年以后,我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原来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人才培养模式遇到了挑战,这时候筛选模式上要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这是外因.从内因上说,一个人高中毕业后,经过严格挑选,100个人里面有4－5个人能上大学,九十多个人就不可以上大学,他们就不是可造之材?不是这么回事的!实际上是因为高等教育规模小,只能这么多人上大学,而这九十几个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可造之材,换一个角度讲,你可以讲他们不是可造之材,但不能说他们肯定是不可造之材,有可能是可造之材.那么怎么办呢?把他们拦在外面,不让他们发展,还是允许他们进来,让他们在大学4年期间或更长一段时间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于他们四年当中的学习水平.
这里有一个怎样看待人的发展的问题.现在是政府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大学就让他们上大学,政府的意志非常强烈,完全忽视了人本身发展的规律.我们这里要强调尊重教育规律,我当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尊重教育规律而不是尊重行政规律的话,应该允许人在他们各自的发展阶段上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宽进严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尊重了人的发展,因为有些人发展快,有些人发展幔；有些人在这段时间发展,有些人在另一段时间发展.我们现在在某个时间上卡住,说这些人可以发展,另一些人不可以发展,使得发展晚的人失去了以后发展的机会,忽视了人的发展的差异性、个性化、特殊性,这个时间点也很难找到.所以我们讲“宽进严出”实际上是尊重了人的发展,更加尊重了教育规律,从这点上我们可以分析“宽进严出”与“严进宽出”究竟是谁尊重规律.
很多反对者认为“宽进严出”以后,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了,比如20％的人可以上大学了,多出来的人由谁来付费?这其实是一个操作性、技术性的事情,而不是必要性的.我们要提出来,如要严格的推行“学分制”,如果没有“学分制”作为保证,“宽进严出”也就会流于形式.反对者还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宽进”以后能否“严出”,认为受我国传统文化的限制,很难“严”起来,“宽进”就等于“宽出”.中国人太注重面子观念.我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要尊重的,但决定的因素不是传统,否则我们还要不要改革呢?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决定的,不是尊重不尊重文化传统决定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挑战传统,就是要改掉传统的东西.尊重传统是什么呢?尊重传统就不要改革.我认为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当时是非常有意义的.
“宽进”了,接下去是一个质量会不会下降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讨论“宽进严出”的办学模式,尽管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但大部分专家认为这篇论文是有创见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宽进严出”模式比那时要明晰多了,高等教育在一个大的发展以后,实际上已经在开始认可这样一个模式,我感到很欣慰.当然,“宽进严出”要真正做好、做实、做得有成效,还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要做,但还要看到问题,做的过程中要不断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从传统之路走过来后,现在要换一条路走,很不容易,人是喜欢走老路的.
我跟唐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原来有过争论.与唐教授共事后,从他那里得到很强印象的问题就是教育市场化问题,也就是“宽进严出”与教育市场大发展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渗透,互为基础的关系.这个时候我正在主持上海市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学生课业负担调查的课题,我是第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发起人.我在这次调查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九年义务制的小学和中学,这次调查中我非常重视教育的人本化,或干脆说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与唐教授接触后,在他那里了解到教育市场化问题,当时我们之间有非常大的分歧,当然,当时我的思考对象主要是中小学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另当别论.我认为教育怎么能够市场化呢?我认为教育应该是人本的、独立的,他认为教育应该市场化,是带有选择的竞争.
但是,随着我接下来研究招生问题时,突然发现应该从两个范畴来谈这个问题,那就是,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个范畴来看,我认为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应该市场化,而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仍然坚持独立的、人本主义的观点.我的转折点在哪里呢?当我发现一个学生和其家长要争取上大学时,他愿意把个人的家庭积蓄花在教育上,而不是花在家用电器上或房产上,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在纸面上所看到的问卷的选项,而确确实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意志的判断.因为我在调查中发现,千家万户都要求上大学,凝聚在历史里面的这种价值需求不是我们一两句话可以塑造的,这就迫使我考察什么叫市场.如果从购买者角度来讲,市场要尊重他们的选择,所以我突然发现市场化的教育或在教育里面推崇市场化的思想是最为人本主义的,这是我思想的一个转变.这就是我讲的第一重意思,尊重市场化的教育实际上是最为人本主义的一种教育观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宽进严出”尊重了人的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阶段性,或者说是学生在学习过程、成熟历程中的一种非常人本主义、人性化的作法.为什么?简单地回忆一下,例如在人文学科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建国前后并不一定有非常扎实的基础,现在的话讲就是有科班出身的学习过程,而只是经历了一个马列主义“速成班”的教育,如今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成了人文学科中的巨匠.我们从学习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再举一个例子,所谓老三届现象,他们中许多人只读了小学、初中或高中,但在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中很有收获,这也说明了人类学习过程的潜在可能性.如果从历史上的这两个例子回过头再来看我们的学生,正好与我的调查结论是一致的,就是：在小学中,用现在的标准来刻划的这些失败者并非是丧失了科班学习或正规学习的可能性；在初中是这样,高中也是如此,用一些老师的话讲,我们很难说初中、高中学业成绩好的人以后在学术上就一定有成就,反之,现在学业不良的人也不是没有成就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从人发展潜能的可能性的历程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先让他们有发展的机会,他们成功与不成功是其自己的潜能的发挥以及社会对其压力的结果,这个思想与现在国际上提倡的终生教育思想也是完全吻合的.
就是说“宽进严出”在观念上、制度上确实具有终身教育的含义.这是我的第二重意思.
而“宽进严出”给公民最大的印象是教育不再变得那么威严,那么高不可攀,不再是完全由国家的考试决定的一种行为或者制度,使得大家觉得在学校学习是非常亲切的,只要付出努力就可能成功的.也就是说使学校教育与计划经济、政府指令脱离开来,变成生活当中的非常亲切的实践,不是被一种权威所控制的,而是一个可以满足主体需求的、可以获得的非常亲切的事物.这是第三个层次.
第四个层次上,我认为“宽进严出”实际上非常符合儒家文化中东方人爱读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心理.“学而优则仕”这个词现在提起来是一个很别扭、很刺耳的说法,因为,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的话,就是上智与下愚的关系,阶级对立的关系.如果从一般的传统的心态或从百姓的眼光来看,“仕”就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中国人非常崇尚做一个知识分子,换个说法,就是非常重视提高自身的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础就是修身.那么,在这种民族心态下,我认为想读书至少比不想读书要好得多.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说,现在我们所赋予的“宽进严出”概念中的涵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宽进严出”是最人本主义的、最民主化的教育模式.

J：刚才葛老师讲到“学而优则仕”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这里的“优”实际上不仅仅指优秀,一种指学业优秀的人可以当官,另一种学有余力的人,其能力很强,这样的人也可以当官.而只从成为“知识分子”这一角度来理解“仕”的话,我认为不够,因为“仕”指当官,“士”则指知识分子.
G：“学而优则仕”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相联系,科举制--从积极的角度评价它时,它扭转了只有世族才能当官的现实,使广大知识分子也有可能当官.鲁迅曾经论述过“仕”与“士”的区别与联系,在古文中两个字往往通假,早期的科举文化从政治角度来讲,其可取之处在于使知识分子可以当官,崇尚知识分子.
T：科举制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科举制度就是严格考试,现在提出“宽进严出”是否定了严格考试,这样不是矛盾,违反中国传统了吗?我认为并没有违反中国传统,做官要严格考试,读书不要求严格考试,如果把做官与读书合在一起,恰恰是危险的.读大学不是为了做官,或者说读大学不等于做官,大学毕业后就等于做官是我们以前的东西,做官要严格考试,所以我们要实行国公务员考试,就相对于科举考试,要严格,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官的,但入学要放松.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并不是矛盾的.这是“学而优则仕”背后的整个民族的心理,“学而优”后社会地位就好一点了.
J：刚才讲到“宽进严出”与“严进宽出”是一个对立的概念.以前的情况是进大学很不容易,进大学后出去容易,这就是“严进宽出”,针对这样一种现象提出“宽进严出”这个概念,我认为是一种进步,因为至少保证了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同时又解决了入学中供不应求的社会压力与矛盾.我在想“宽进严出”也好,“严进宽出”也好,它本身不是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而是跟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大学里出现了60分万岁,学生进了大学,只要能达到及格分数,就可以毕业出去.“宽进严出”也好,“严进宽出”也好,是不是还都是原来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不得已的一种应对方式.教育实际上有一个不断递进的发展,在建国初期中学毕业生就相当少,那时候,初小毕业就具有当干部的文化资历,南下干部里面有很多解放军只要小学文化程度,他就可以担任干部.如果说“学而优则仕”,一个小学生也许还谈不上“学而优”,所以这个“优”是相对而言的,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低下的时候,小学文化就算高了.到今天,大学毕业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学历要求,因为社会上对学历要求也更高了,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宽进严出”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到了一定时候,高校办学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而且国家对学校办学的口子会越来越放宽,到时候不会存在一个“粥少僧多”的问题,要想接受高等教育不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样,大量学生进了高校,就有一个如何保证质量的问题.
针对“宽进严出”和“严进宽出”两个概念是不是还有相对应的另外两个概念,一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我们甚至要提倡“严进严出”,进来也不容易,出去更不容易.一是提出“宽进宽出”,比如今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扩大了近50％,今年的入学标准从某中意义上讲比去年低50％的质量保证,可以说是“宽进”了,那么出去时是否要筛选掉50％了?我想不至于,肯定到时候不能毕业的人数是非常少的,这样在质量上是有一个差别的.从这种角度看,“宽进宽出”这个概念是指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大学,而绝大部分都能毕业出来.那当然少量名牌大学可能执行的还是“严进严出”的标准.根据这样的情况,我认为不必对这个概念在字眼上太斤斤计较,过于追究“宽进严出”后学生就业会怎么样,或者“严进宽出”是否限制了学生的就学,使得教育的民主化不够.我在这里还想引入高校的自学考试现象,自学考试只要报名,在考试的辅导点、培训点付一些学费,接收培训,任何人,没有年龄区别、性别区分,都可以去,唯一衡量标准是国家的统考,通过统考以后,就可以得到高校自学考试合格的文凭,这可以认为是一个最大范围内的“宽进严出”.如果我们承认自学考试达到最大范围的“宽进严出”,我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改革与发展,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带来高等教育设施规模的扩大,“宽进严出”就具有十分现实的可能性,规模会越来越大,甚至达到自学考试这样“宽”的程度.只要有受教育的愿望,能缴纳受教育的学费,大学的门就无限地向你敞开.但这不等于每一所大学的门都向你敞开,不同类型的大学,不同层次的大学还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进入哪一类的大学、哪一层次的大学,这个“宽进”客观上是无法达到的,因为每所大学有其自己的衡量标准.而“严出”的标准也会松动,因为随着各个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它有自己的毕业生考核标准,那么,有些大学可能即使进去了出来不容易,但有些大学恐怕出来也不会很严,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T：金老师的许多观点我很赞同,但对两种模式的争论是有针对性的,如果自学考试也在争论的范围内,大家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当时的争论是针对现有的全日制大学,讨论是不是可以宽一点,让更多的人进来读大学,并经过一定的筛选毕业,也就是我们针对“严进宽出”这种模式提出“宽进严出”的,金老师把它拓展了.我们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讲从“严进宽出”到“宽进严出”这个转变,但仍有部分学校保留了“严进严出”或“宽进宽出”,这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严进宽出”向“宽进严出”这个问题不应该回避,很有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否定了“严进宽出”,要把它转化成“宽进严出”.
我再补充一点,“宽进严出”要实施的话,其实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我们应该意识到办学模式的变化也是一场革命.这里的革命,我理解有三点.第一,强调了大学不再是高不可攀,它实际上是生活的一部分；第二,要强调出了大学门不是人人可以做干部,官位是有限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上怎么看待大学的问题,大学毕业到底做什么,很多大学生毕业去做官,但大学生不等于官；第三,“严进宽出”、“宽进严出”中“宽”到什么程度,“严”
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由各个学校来把握,强调了学校自身的意识,本身的责任.因此,从“严进宽出”向“宽进严出”的转变实际上涵括了我们的观念、办学体制及学校本身的责任三个层次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G：现在关于“宽进严出”引出了很多话题,“宽”和“严”可以有四种组合,“严进严出”、“严进宽出”、“宽进严出”、“宽进宽出”.我看很多此类文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完整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但是正是这种完整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回避最本质概念的分辨.我同意唐教授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严进宽出”、“宽进严出”两种思维方式、价值导向的问题,讲“宽进严出”的人不会否认另外三种毕业考试制度、招生制度.如果我们用很大的精力去完成这个事情,会把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问题弄得没有棱角,也不知道在讨论什么问题了,这也是教育界在讨论问题时到最后没有结论的很糟糕的一种方式.黑格尔曾经说过,“真理首先是以片面形式出现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想把握事物非常完整、全面,往往认识不到问题的本质在哪里.
“宽进严出”的问题在于会不会降低教学质量,会不会使得毕业生的含金量减少,但“宽进严出”背后的思想是市场化,市场会自然而然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一个技术水平低,投资很少的小作坊,和SONY公司相比,完全是两回但顾客,就是学生,当然会选择,这个便宜,但质量差些,这个贵,但质量好,那么,文凭在人才市场、就业市场上交换时也是如此.一个社区学院的文凭,是我们常称的三流学校,与正规大学如复旦大学的文凭不是一回事.但为什么问题提的这么多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受教育者不仅仅考虑了入学要求,还考虑了办学本身,他要考虑自己的定位,文凭的含金量,以及出去后能获得多少利润.
此外,最近有人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很多人以印度为例,认为“宽进严出”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影响下提出的教育规划理论.我在一些地方谈到过,西洋人力资本是国家给钱,国家得不到学生受教育后的收益,这是个吃亏的买卖,但我国的现状与人力资本理论是有差异的,我国主要是老百姓掏腰包,所以这个买卖的亏赢由消费者承担,这样看,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来否定大学扩招、否定“宽进严出”的优点是太书呆子气了.我们今天争论这个问题已经是《计划》开始实施之后了,现在在校学生是600万,到2010年达1800万,入学率15％.因此现在问题应该是探讨如何实施这个政策,如何推广这个模式,怎样总结经验,学校内部如何作好“宽进严出”的调整.
T：如果我们从背景意义上看,为什么要提出“宽进严出”这个问题,可以从这么几个角度来理解.一,它适应了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要求.现在市场发展比较快,一个国家竞争的状态最终要落实到人才培养上,从世界发展来看,要不断推进经济的发展,就要在高等教育上不断投入,要不断培养适应经济发展的人才.
二,教育产业化也对“宽进严出”作了推动.教育不仅是一个消费领域,同时也是一个生产领域,在高校密集区域,人才集中的地方,高新产业发达,发明比较多,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多大作用.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经济发展不是很快,有人把它与美国硅谷作比较,认为后者把研究、教育、生产结合起来,而张江就是缺乏人才高地的聚集效应,各方面都上不去.
三,它缓解了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状况.高考对中国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它造成应试教育越来越严重,应试教育又违背了教育规律与人的发展,中学生难以适应大学的学习,从某中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说高中教育不是在为大学培养人才,而是在摧残人才.大学要花很多力气才能改变其原来的思维模式、学习方法,甚至花了力气也不容易把这些不良习惯改过来,而“宽进严出”可以改变中学这种教育现状.
J：这同时对高校内部提出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如何保证教育出来的学生符合自己学校的教育标准,这是每一个高校管理者要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难.刚才唐老师提到,大学没有学分制的支撑,实行“宽进严出”会有一大堆问题.我认为除了学分制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因为现在大学考试、教学质量是有问题的,如果还是平常上上课,期末考试就可以了,学生质量是不是就达到呢?我认为不一定,这就涉及到怎样评价一个大学生,大学教育如何搞,适应“宽进”,大学就必须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所以“宽进严出”在5年前受到社会的争议,今天,在这一观点趋向于不断被人认同的状况下,恐怕更多要关注“宽进”后怎么办,是不是要用“严出”这么一个尺子,这么一种功利的、压力的方式要求他们学习,还是有一种很好的方式能够使得“宽进”的学生好象是“宽出”了,实际上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这才是大学教育的成功.这种提法好象理想化了,但我觉得这才是大学教育的真谛.所谓“严出”就是要用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他,给他一个毕业文凭,毕业生的文凭就是就业的“敲门砖”,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与收入,市场经济中很需要这个文凭,但这些东西恰恰是对大学教育精神的阉割.太功利主义的做法往往扼杀了大学教育中的学术生命,大学教育的起源是反功利的.
T：很多人对“严出”的理解是中国式的,事实上,“严出”是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已经成熟了的主动选择,并不是要毕业了才走.我觉得不想要读书,想去工作了,或者经济上有困难,或者是别的原因就出去了.极端一点,某位女生进来后结婚生孩子了要走,怎么叫严出呢?目前美国很多大学就是这种情况,几万人的大学,到二三年级就自觉分流,这并不是“严出”的问题.甚至有些人出去后,打一段工,攒一点钱,然后再回来读,学期拉得很长.所谓国外的淘汰率很高就是这个含义,进去5万人,最后拿到毕业文凭的可能只有40%的人,另外的人哪儿去了呢?主动干别的事情去了,不是强迫,这一点我们很多人不理解.而教授上哪门课还是原来的要求,不因为社会对学生的要求高了就提高标准,或进来的学生素质低了就降低要求,每一个学分不是很容易给的.但这里强调一点,学生的选择主动不主动.

J：主动分流,然后通过学业考试来核定学生质量,再进行一个限制和选择,里面有区别.刚才讲到功利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我只是提一下.如果用严出的标准过分限制学生的话,也会在大学里造成一种畸形的功利的倾向,对大学这种自由探究学问的风气也会带来副作用,这个话题放一下.我想对唐老师讲到的美国大学所谓的严出中是有学生在学业中间自动分流的现象再展开讲几句.为什么我国对大学宽进有这么多疑虑呢?实际上是因为大学生不分层次到毕业时都要毕业出去,作为对此的担忧,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一种担心与把大学教育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生阶段的观念有关系,如果在现代教育中引入终生教育概念,会把这个问题看得淡化.美国为什么那么多学生会自由流动,觉得没有拿到大学文凭也不可怕,就在于有一个开放的大学教育体系,进大学不难,一旦离开,再回来读书也完全可以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会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进行综合评判.而我们中国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下大学数量的限制,学生的选择权非常小,进了大学不容易,休学后再读书更不容易,也就是说大学体系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体系,与社会没有沟通.如今,“宽进严出”对大学办学模式进行了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的背景就是终生教育概念,今后中国的大学在这个方面会做得更加突出.

G：我突然发觉,现在关于“宽进”与“严出”这对辩证的对立的、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概念,过多地被从“严出”这个角度来考虑了.就我个人意见而言,“宽进严出”中严出是绝对的,我不否认严出是功利的,如果没有一个功利的绝对的概念,很难产生相反的观点.所以我想谈的问题是宽进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认为宽进最根本的是改变人们对学习的性质的看法,使我们的学习变成一种能动的、符合人的本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生产性行为,这也就是“宽进严出"更具价值的地方.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教育是少数人享有的,是一种统治人的工具,是社会再分配的依据、标准,于是学习与人的自然的、本能的需求越来越疏远,学习成了考试的附庸,一旦多从宽进的角度考虑的话,我们会创造出一种我们所讲的自由的发展,使我们能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J：从两个口号之争讲到“宽进宽出”与“严进严出”,然后追溯这个问题的起源,经过分析,我们认识今天讨论问题的根在“宽”字上.这个“宽”就象刚才所讲,它真正是教育的本质.先秦时期,为了把私学从官学垄断中解放出来,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就是向平民开放受教育权,打破了只有贵族才受教育的限制.而今天我们讨论的要害就是“要学就宽",从历史上的“有教无类"到今天的“要学就宽"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也是一种内在的关联.
G：“严出"这个概念本身就含有真严、假严、中严等几层含义,但其实不管它是什么严,我们应该是让它由市场来解决.而对教育者、办学者、教育真正的含义讲,最根本的含义是在“宽"字上,因为它改变了人类对学习性质的看法.不惟中国,西方也是如此,学习是苦恼的、辛苦的、侵犯人权的,学习是灌输,是对人的本能的歪曲,而随着人类的发展,就会越来越看到人的本来的东西,学习是乐趣、是探索.
J：“宽"到最后就是导致一个我们所谓的学习化社会的到来,他需要学习,愿意学习,你就应该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创造学习的条件.所以学习化的社会同时也就是学习化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探索和欢乐,这样,“宽进"也就达到了一个它所具有的历史的意义、社会的意义、人生的意义而不仅是经济的意义.
G：所以讨论关键是在“宽"字上,讨论“严"字多的人主要就是一种过去计划经济、习惯思维的定式,其实这个“严"字没什么好谈的,就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就我个人感受而言,我们过去老三届要读书是多少的难啊.而“宽"了之后,这是对人性的解放,那是多么美妙的回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