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和苏轼豪放词的异同,且他们形成的原因

辛弃疾和苏轼豪放词的异同,且他们形成的原因
辛弃疾和苏轼豪放词的异同,且他们形成的原因

辛弃疾和苏轼豪放词的异同,且他们形成的原因
苏轼、辛弃疾的相同点
苏轼、辛弃疾的词都打破了晚唐五代和宋初文人惯用的用词委婉,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来遣兴娱乐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特别在表现豪放风格方面,由于苏、辛词所反映的生活题材的扩展,词的意境的提高,因而词人的思想情怀在词里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词人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就更鲜明的呈现了出来.
不同点
苏轼词的豪放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表现出来的达观情怀；而辛弃疾词的豪放风则主要表现为对抗金复国的强烈执着与英雄失路的苦闷悲愤的情怀.故而苏轼的词风给人的感觉是“旷达”,而辛弃疾的词却给人以“沉郁悲壮”之感.
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 辛弃疾内容扩大,题材拓宽.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要广泛得多. 其原因有下:1、苏轼的个人经历与性情、思想状态之分析.（1）苏轼豪放词特有的飘逸高旷并非来无根由的,外因取决于他一生仕途的坎坷.尽管一贬再贬而浮沉不定却终身在任,这磨砺得他为士意志消沉而少争,但始终还保留达观的积极心态.（2）苏轼之所以豪放的思想基础是因为他喜读《庄子》,并且从小受到受着良好的儒家“修齐治平”教育,加之其天资聪慧,将佛、儒、道三家的思想融会贯通,进而形成自己理性、大气、飘逸的思想性格.总之苏词是苏轼在北宋个人仕途和个性趣味基础上的挥发,是时代和个人性情共同造就的结果.苏轼的豪放的“放”是他个人学识和兴趣与美伦美奂的天资完美的融合2、辛弃疾的个人经历与性情、思想之分析.辛弃疾有不畏权贵、坚持抗金的精神.从侧面也展现出他直干九宵不轻言放弃的“豪”气,深刻地象征了他作为一位彻底的爱国志士,从未把“国”与“家”的大义忘却.这一点也是苏轼所没有的.辛词是辛弃疾在南宋动荡的时代下创作的,加之他个人强烈的国家与民族意识,辛弃疾把自己的创作深刻地植根于社会、民族大义,这和苏轼给人的印象--纯粹的“文人”是不同的,更是一位爱国志士3、根源概有二：一是苏轼和辛弃疾个人的因素,包括性情、学识、兴趣和经历；
是两个人思想上的不同.苏轼的思想极为复杂,儒、释、道都有涉及.这造成了苏轼独特的精神气质：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他有积极入世的一面；而当理想与现实发生激烈碰撞而失败的时候,道家的“出世”思想又帮他揭开精神枷锁,痛苦时,禅宗的平常心又抚慰他的心灵.苏轼用这样的精神财富作为法宝,在漫长而又艰辛的仕途中保持相对洒脱、健康的精神状态.当他在政治上很不得意、几经遭贬时,他并没有因为被贬到荒芜、偏僻的地方而感到郁郁寡欢,相反,“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苏轼的心胸是何其放达,他能够尽力忘掉痛苦,摆脱自我,把自我融入到大自然中.他希望在这一方土地上和这一方人和睦相处,同时也企望能够淡泊明志,与世无争,学那陶渊明一样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归隐生活,以这种洁身自好,冷眼旁观的手段来求得对黑暗龌龊现实的超脱.这并不是表示他无法面对现实,而是在当时黑暗的统治下,在险恶的环境中,苏轼要坚持高洁的操守,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不可能走上反抗的道路,便只好求超脱,求解脱,企图跨越黑暗去追求理想的光明,这里积极的一面是不应低估的.
而辛弃疾却有着浓烈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他毕生的理想信念.他身上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非常强烈,甚至发展到了偏执的地步.这就让他在相对单一的思想纬度里奋斗挣扎,最终形成了激越澎湃、沉郁悲壮的词风.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辛弃疾虽然和苏轼一样,也学习老庄、追慕陶渊明,但在辛弃疾心中,却还有一个崇拜的对象,那就是屈原.他对屈原充满了敬意,如“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喜迁莺•谢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手把离骚读遍,自扫落英餐罢,杖履晓霜浓”（《水调歌头•赋松菊堂》）,等等.他的许多词句,即是从屈原的作品中脱化而来,如“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化用《离骚》.在辛弃疾的词中,很多作品是化用,甚至摹仿屈原的,这在苏轼词中是不曾见到的.辛弃疾仰慕屈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理想、他的激情、他对现实的苦恨执着,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格,甚至他的痛苦和悲愤,都与屈原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他的心灵、他的思想,在屈原那里找到了更多的寄托,得到了更多的共鸣.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轼确实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直接导致了他们词风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即我们所指出的——苏轼“旷达”,而辛弃疾“悲壮”.
二是北、南宋两个时代的社会环境.
是两个人生活的时代不同.苏轼生活在北宋年间,当时的宋王朝存在弊端,否则王安石也不会积极主张变法图强.但是也毕竟没有沦落到对邻国俯首称臣的地步.苏轼是渴望国家富强的封建官吏,但他生活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在歌舞升平中“忧国忧民”.苏轼没有经历过军旅生活,他的一生都是在仕途上摸爬滚打.作为地地道道的文官,要他产生出像辛弃疾那样的壮烈情怀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苏轼是处在朝廷党派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不但怀才不遇,而且备受排挤、迫害,他的困苦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式的个人命运悲剧.而辛弃疾则不然.早年的辛弃疾本身就是行伍中的将帅之才,从小心中就被下了抗金复国的种子.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多次带领辛弃疾登高远望,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指点他看.1127年,自“靖康之变”后宋、金多次交战,战和不停,就在辛弃疾出生的第二年,“绍兴议和”成,在他二十五岁时,“隆兴议和”又成,在他死后一年里,宋金又达成了“开禧议和”.辛弃疾的一生就是在这国恨家仇中度过的.他虽有将帅之才,一心报国,国家却不给他机会,他空有一身本领,历史却没有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舞台,造成了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剧.他的悲剧是大悲剧,其主旋律是民族的、时代的大旋律.这种悲慨体现在辛弃疾身上时是超出他人的、极为强烈的.这就形成了他的独特气质：英雄主义与悲壮豪迈的结合,同苏轼的潇洒旷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苏轼词的意境是旷达的,他用“安时而处顺”的态度来排遣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辛弃疾的态度是悲愤、激昂的,用“慷慨悲歌”的呼声来宣泄了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虽然豪放一派是苏轼创立的,但辛弃疾的词却有着苏轼词所没有的独特的风貌和卓越的成就.所以可以理解为他是苏轼词的进一步发展,而我个人认为,在思想内容上,他远远超过了苏轼及两宋的一切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