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包身工的感想

对包身工的感想
对包身工的感想

对包身工的感想
惨
问题探究
1作者是怎样描写包身工这个群体的生活的?
为了准确而深刻地再现包身工制度的黑暗、残酷,作者精心选材,描写了包身工们一天的生活状况.它所用的手法是“点面结合”.所谓“面”,就是一般的、概括性的材料；所谓“点”,就是一些典型的人物、典型的事例和典型的细节.这两方面的材料是骨架和血肉的关系.“面”上的描述搭起了一个包身工悲惨生活的基本框架,“点”的刻画,则是填充其中的具体材料.
“面”上的描写,主要指的是人物的群体描写,课文写包身工的起床、吃粥、像放鸡鸭一般地走进工厂、在工厂忍受各种威胁的情景,都是先作一下概括性的叙述,比如清早起床的场景,开场便是一个凶恶男人破口大骂,在这叫骂声中,包身工们出场了,穿衣、提鞋、小便、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这里面,作者并没有具体刻画哪一个人物,而是速写式地描出人物的群像.包身工是一个群体,描写她们的生活,必须通过整体速写,才能得到全面的表现.
但是,仅有这些概括的描述,会显得单薄.于是作者选取了一些典型人物和典型细节.比如文中三次提到的“芦柴棒”这个人物.第一次,由老板喊她的名字而写出她那“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的外貌.第二次写她病倒了,尽管是急性的重伤风,尽管“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地方”,尽管她“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但是,老板为了不丧失一天的利润,还是要用各种毒辣的手段来强制她做工.第三次写她身体瘦得像骷髅一样,甚至连“抄身婆”都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即使这样,老板也决不放她回去.芦柴棒是众多包身工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这里,作者虽然只写的是一个芦柴棒,但读者看到的却是成百上千个芦柴棒.芦柴棒遭毒打、受折磨的情景,是包身工经常受到的虐待和污辱的缩影；老板要芦柴棒“做到死”,也是每一个包身工们最终都不可逃脱的厄运.通过“芦柴棒”的悲惨遭遇的描述,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包身工被压榨、被摧残的悲惨的命运.
另外,还有一些典型事例,比如没吃上粥的包身工,接受老板娘亲自制作的“美食”；典型细节,如她们“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等,都使得包身工们的苦难生活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2本文是以什么线索组织材料的?
课文以时间为线索,围绕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和做工来组织材料,中间穿插一些背景材料和作者的议论.作者把散乱的不完整的材料,像剪接电影一样,高度集中地组织在包身工从清晨到黄昏放工一天的时间里.首先是四点一刻,包身工起床的情形,展示了她们住宿条件之差,以及在种种折磨下精神状态的麻木,之后补叙了包身工的来历,使带工的谎言与现实条件的糟糕形成对比.然后是四点半,包身工吃饭的场景,接着进一步追根究源,分析了日本厂家之所以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三大原因.最后是五点钟之后,包身工们上工的情景以及做工时所遭受的种种威胁和虐待.紧接着插叙指出日本纱厂吸取中国工人的血汗迅速庞大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压榨掠夺.如此安排,叙议结合,层次清楚.
3课文中用到的材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新闻事实,一类是背景材料.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课文中是如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
文章在叙述了一些新闻事实之后,往往引入一些背景材料,揭示包身工制度的起源、发展等情况.中间都有一些转折性的词句,使得衔接自然流畅.比如写四点一刻被骂做“猪猡”的包身工起身的情景之后,就以“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一句作为过渡,写这些乡下姑娘是如何被带工老板骗到城里来的.在介绍了四点半钟包身工们吃粥的情景后,就用“廉价的机器”来衔接,引出了日本厂家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原因,对包身工受剥削、受压榨的情况做了具体、详细的介绍.
4课文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各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
（1）对比.一方面是包身工与带工老板在住、吃、穿着打扮、收入等方面的对比.前者,住的是“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像鸽子笼一般”的工房,吃的是“浆糊一般”的薄粥,穿的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莲青的短衫”；得到的工钱每天仅三角八分.而后者,穿的是“拷绸”之类；“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部之类的买卖.通过这些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相互勾结残酷压榨包身工血汗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包身工与“外头工人”的对比.包身工“脏,乡下气,土头土脑”,没有做工与不做工的自由,出了差错要挨打；外头的工人则“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可以选择工作,不会挨打,可以通过贿赂工头换取好的工种.通过这种对比,真实刻画出包身工奴隶一般的境地.
（2）比喻.比如“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这段话里,作者用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比喻帝国主义及其买办们与包身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十分精当,有力地控诉了吃人的包身工制度.
除了明喻之外,用得最多的是借喻.文中用了“猪猡”“懒虫”来借喻包身工,这些词本来是老板和老板娘对包身工的称呼,说明他们根本不把包身工当做人看,作者借用过来,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另外,还有用“机器”借喻包身工,揭露了带工和纱厂老板把包身工看成赚钱工具的罪恶本质；用“罐头”借喻日本纱厂,说明包身工无处可逃的悲惨境地.
（3）褒词贬用和贬词褒用.也就是变换词语感情色彩的手法.比如：“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慈祥”这个褒义词,在这句中转为贬义了,这说明有的老板提供“粥菜”,看起来好像是为了改善包身工生活,实质上却是心怀鬼胎,为了从包身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佳肴”本是褒义词,指美味可口的鱼肉等荤菜.从菜场上收集来的菜叶当然算不上什么佳肴,作者故意称为“佳肴”,变褒为贬,反衬出包身工粥菜之难得及质量之粗,暗含讽刺的意味.
“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这句中的“爱”褒词贬用,揭露了带工老板们为了榨取包身工的血汗而不择手段、丧尽天良的豺狼本性.
“东洋婆望了一会儿,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这句中的“文明”“合理”褒词贬用.对包身工惩罚的残酷程度是一样的,而所谓的“文明”和“合理”,只不过是说让包身工顶皮带盘心子比直接殴打包身工更省力,看上去也不那么血腥而已.
“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这里的“饲养”一词,贬词褒用,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再加上地主、商人的层层盘剥,农民生活极为贫困,无力对自己亲生子女给予应有的抚养的悲惨景况.
另外,还有夸张、排比等手法,不再一一说明.
编辑本段有关资料
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夏衍）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弟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选自《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
夏衍报告文学漫议（张宝华）
夏衍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可谓多,质量也并不均衡,但它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明》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这“新的记录”自然不是数字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包身工》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比较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它既缩短了报告文学与小说的距离,又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
夏衍的报告文学缩短了和小说的距离,并不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已经小说化了,而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着重描写、刻画富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是离不开人物的描写和刻画的,塑造典型人物是这类作品的中心课题.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家族的一员,它也应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画摆在主体地位.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纪实,因而在其兴起的初期,多以报告事件为中心,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夏衍的报告文学扩展了人物描写和刻画的范围,而且着意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质,使报告文学开始由以事作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变.例如《包身工》,虽然它还带有浓重的新闻纪实色彩,但由于作者着重刻画了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这三个人物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的描写,相当具体、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芦柴棒这一人物形象,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样,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二）精于艺术营构,对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作逼真的描绘.夏衍的报告文学是比较讲究艺术结构的,他改变了过去通讯、报导、速写多作线性叙述的单纯的结构方式,而使作品的结构富于变化,多姿多彩.如《包身工》巧妙地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纵线,收放自如地勾连横向事件,使全篇宛如一条斑斓的彩带缀上一串闪光的珍珠,显得玲珑剔透、严谨精美.在人物刻画和场景的描写上,他善于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细节,作特写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可感性.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绘得相当细腻、逼真.那对粥的描写,使你立即感到了猪食；女工们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面的粥汁,蹲在路上和门口就食的情景,使你仿佛听到了她们的饥肠辘辘；至于老板娘用锅焦、残粥搅拌清水来给女工充饥的镜头,把包身工猪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满腔悲愤!
（三）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创造主客观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报告文学,无论是记事的,还是写人的,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认识或感情冲动,带着自己的观点、感情来写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故事和人物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情遣上笔端,用以说服、感染读者.夏衍的报告文学,在主客观相结合方面,达到了浑然一体的高境界.他的作品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焊接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包身工》是叙事的,它向人们述说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及工厂主的种种罪恶,但在关节处又常常直抒胸臆,将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有时他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和精确的数据,对这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评价和深刻的分析.笔法飞灵,情真意切,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

就是拿着双王加4个2 也不见得能翻身啊！

多残忍，多暴力啊，旧社会真会剥削人哦

旧社会压榨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