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除了《木兰诗》还有什么?

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除了《木兰诗》还有什么?
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除了《木兰诗》还有什么?

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除了《木兰诗》还有什么?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总籍.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后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纂的.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后人的拟作列于后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后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徵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乐府诗集》也存在一些缺点.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关于此书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后,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残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旧抄本配补.今通用1980年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